[26]值得一提的是，除却立法的内容不谈，统一的《少数民族教育法》与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等法律中相关条文的关系如何理顺，也是一个比较重要并应给予妥善解决的技术问题。

也有学者以国有财产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类型分析为例，探讨了国家所有的宪法含义。也有学者比较分析了在欧伯格菲诉霍吉斯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同性恋判决案），肯尼迪大法官代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与罗伯茨大法官所代表的反对派意见的论证技巧与说服效力

因此，公安行政审批改革也应当把握一定的度，不能影响公安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使。一些地方公安机关按照决策、执行、监督适当分离的改革方向，在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领域，率先试行批管分离，在机构设置上实现了职能分离、机构分设、人员分工，不仅解决了职能交叉、权责脱节、互相推诿等的现实问题，同时可铲除审批管理过程中滋生腐败的土壤，形成适应发展需要的行政权力制衡新机制。（四）试行批管分离 行政审批制度的一大弊端就是重事前审批许可、轻事后监督管理。但从实际效果看，单纯的事前审批，效果并不理想。其次，各警种分散办公可能会给相对人增加一定的交通成本。

树立法治理念，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政府管理，行政权力的授予、决策、执行、监督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任何权力的行使都要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三）公开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定期清理行政审批事项 权力清单制度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科学化的重要步骤，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从宪法理论来看，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属于公民的社会权利，这类权利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往往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而实现。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少数民族教师队伍的素质，办好各级类民族学校(班)，在经费、教师配备方面对民族学校(班)给予适当照顾，并根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发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有学者也曾对此进行过专题研究，参见湛中乐：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从现实来看，当前我国在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制度实践中，政策性手段实质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很多时候超越了法律手段的实际调整效能，成为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主要方式。[⑧]对宪法条文表述上的归纳，可参见郑贤君.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的宪法释义——以社会基本权为例。

所谓充分，一方面是指一国的法律权利能够完全覆盖宪法权利所涉及的范围，另一方面是指这些法律权利的内涵能够充分还原宪法权利条款的原意。前文已经涉及，这类立法主要是各省市制定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如《黑龙江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或对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具体实施的规定（如《四川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实施办法》）。积极采取措施扫除文盲，在有民族文字的地区，可以用民族文字扫盲。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我国关于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主要政策措施可归纳为如下几点：双语教育。

除了法律的规定之外，以上四方面的实现还有赖于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⑦]参见郑毅：宪法权利刑事法律保障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09级硕士学位论文。城市民族学校的教职员工中，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员。一方面，虽然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义务发展本地的民族教育，但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大多经济发展落后，财力有限，如何能够切实贯彻该条的要求？另一方面，虽然规定了当地财政紧张时上级财政的补助责任，且不提上级财政是否有能力进行补助，即使有能力，那么具体的补助标准、补助程序、补助分配规则又为何？可见，即使是有限的这几条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条文，在实践中也颇难真正实现。

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具体应提起何种诉讼？又应承担何种责任？诸多重要问题的语焉不详，这对于就业过程中民族歧视观念的校正是极为不利的。

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赋予了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侵害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行政诉讼，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等一些列关于受教育权行政诉讼救济的案例无疑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实践之路。

第71条规定，过家家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投入，并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发展其他教育事业，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但是切入的角度往往是政策与法律内在的衔接与补充关系。[③]事实上，在许多西方国家，义务教育制度都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诚然，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其保护制度也必然应更多地从法律的层面入手。因此，《教育法》中所规定的对于侵害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惩治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民事责任[27]。在法治社会，权利救济的最有效方式莫过于司法救济，亦即通过司法机关对纠纷的介入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

因此，应当从各种角度、采用各种方式引导少数民族落后教育观念的转化。第26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

笔者在此无意对如何进行相关行政法规制定的问题作细化探讨，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到，即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既是行政法规制定的主体，又是行政政策制定的主体。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

第一，某些环境因素对人体本身的影响阻碍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实现。又如1993年由国务院颁布的《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第14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师资、经费、教学设施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帮助民族乡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法律对宪法展开的工作也是由立宪机关完成的，不论在权限上还是内容上都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宪法原义的正当体现。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第一，法律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规定并没有得到下位法的良好贯彻。事实上，制度本身只是一纸文字，需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加以利用才能真正获得生命力，因此，相当的法律意识可以说是某项法律制度的生命，是法律规范从纸上走到地上的关键因素，更是完成从法的实施向法的实现转化的钥匙。

按照宗教传统，傣族男孩到了七八岁时都要进入佛寺几年接受佛寺教育，主要学习佛经和傣族语文。[35]有学者将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现状归纳为四点，即财政收入规模小、财政支出需求大、吃饭型财政严重、财政自给水平低。

因此，相对于定义而言，受教育权的内涵更加具有实践价值，因为这决定了受教育权保护制度所作用的客体的范围。高等学校和中的那个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的条件，对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

虽然目前五大自治区普遍采用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方式试图替代自治条例的规制内容，但是这些通用性立法形式与自治条例相比难以突出民族区域自治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少数民族相关权益的保护。同时，这样的学生难以理智区分佛寺的和尚角色与学校的学生角色，容易将优越感带入学校，或完全以和尚的角色替代学生角色，导致其接受学校教育的观念和意识较弱，行为也与学校学习的要求格格不入。

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当在地方财政之外谋求新的教育资金筹集方式，以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切实实现。另一方面，许多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权保障历史都远较我国悠久，期间积累的大量经验更是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保护制度发展的充盈养分。这主要是指关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的具体法律核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程序规范性问题。自治州层面的如1994年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教育条例》、2003年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教育条例》、1997年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条例》、1999年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等。

一是非民族自治地方对于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规定，主要是通过规章的方式予以实现。在立法上，要深刻历届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重要意义和巨大影响，提高对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重视程度。

首次将少数民族的平等就业权正式写入了法律文本。第20段规定：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其三，受教育机会均等。第三，缺少一部专门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进行针对性规制的法律。